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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用三组数据来说明：一是命案的发生率，在10万分之0.6左右，中国是世界上命案发生率最低的国家之一。

良法善治的精神实质和核心要义集中凝结在法理概念之中，因为法理凝结了法的价值、法的美德、法的传统、法的通理、法的公理等，法理也呼应着法的理论、法的实践、法的历史、法的精神。但是，一种关于法理的指称性概念是可以期待的。

4.跨学科研究方法 单纯的教义学方法在法理研究中也有局限，因此，文学、历史学、政治学、经济学、社会学、管理学、军事学等跨学科研究方法也是法理研究不可或缺的。从方法上看，对于法理进行定义的方法包括：（1）内涵定义，即从法理的特征、属性、功能角度来定义。5.个案分析方法 法理研究还广泛体现于个案分析或案例解析场合。6.根据法理适用的空间范围，法理可以分为普适性法理、共同性法理和差异性法理三个层次，亦或公理、通理、殊理。世上的万事万物都应有其存在和运作的原理，法律也有其原理即法理。

4.从作为法律之内在根据来理解法理概念，法理可以被视为法律的内在原理和内在规律，为法律的存在、运行及效力提供正当性、合理性根据。二是各个法律部门和法律领域中核心概念与核心原则构成的基本法理。[34]前田正治：《‘権理と‘権利覚え書》、《法と政治》，关西学院大学第二五卷第三·四号，1975年版，第372-375页。

流亡日本之后，梁启超在国权与民权之关系的层面上，认识到民权保障的后果论式的意义，即：要想让国家值得人们去爱，就必须树立民权，并作为国家的内核。在后来的《清代学术概论》一书(1920年)中，梁启超自己亦曾将当年在流亡日本期间对西方思想的摄取称为‘梁启超式的输入，并予以深刻的自我批判： 日本每一新书出，译者动数家。[64]梁启超，见前注[58]，第45页。具体而言，以下几点值得重视。

根据金观涛、刘青峰的分析，1900—1911年间，权利一词才成为中国最常用的政治文化词汇之一。毋庸赘言，作为法政概念的权利这一用语及观念，是近代随着所谓西法东渐移植而来的。

[83] 四、结语 以上通过对权利概念在近代中国移植史的考察，总体上印证了一个结论：近代中国权利概念移植史，在一定意义上也可谓是中日两国有关权利概念的移植交流史。金观涛、刘青峰，见前注[8]，第103-104页。而当时日本的福泽谕吉等人也曾采用过权理一词迻译right。[81]狭间直树编，见前注[54]，第141页。

[73] 正如已有学者所注意到的那样，流亡日本的梁启超错误地理解了穆勒。[24]津田真一郎，见前注[16]，第41页。不过其政术拙劣，其事务废弛，无暇及此云耳。如下文所述，近代日本法学界巨擘穗积陈重博士即持有这样的见解。

在晚清的中国，最初用以表达权利所采用的一个颇为相近的重要用语，可推颇具东方特色但含义模糊的民权一语。(日)实藤惠秀：《中国人留学日本史》，谭汝梅、林启彦译，三联书店1983年版，第275页。

[42] 正是由于在权利概念输入之前，近代东方国家往往缺乏深厚的传统文化基础，该概念输入之时，即开始伴随着内在的意义变迁。此法学一层加高之一明证也。

而与此不同，梁启超则倾向于将权利建立在道德而非法律基础之上，用安婧如的话说，在此方面，他容忍了诸多儒家的主题。论及权利概念输入的基础，更值得追问的一个问题是：在西方式的权利概念传入之前，中日等东亚国家是否具有某种相当于权利的观念意识？ 对此，日本学者过去一般持否定性的见解。基于这一点，他提出了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的论断。权利一语就是其典型的标本。一旦基于这个视角，我们就会认识到：每一个法政概念的移植都可能有其具体契机、文本依据、移植回路、传播历程与意义变迁，以致可以分别构成一部又一部各别的概念移植史。[55]变法失败流亡日本(1998年)之后，受到以日本为媒介的西方思想的影响，梁启超思想为之一变，[56]形成了内容上更为新颖和丰富的自由权利观。

[50]对此，当代日本学者也有反思。其中所提供的资料也是前述的李贵连教授等各位中国学者所主要倚重的立论依据。

申卫星：《民法基本范畴研究》，法律出版社2015年版，第103-117页。而在中国的初步落定，则大致发生在1900—1911年间。

但值得一提的是，正如实藤惠秀所指出的那样，梁启超也曾就革命等个别的日本词汇，提出过批评。此书当年在中国只发行300本，其中少量从长崎流入日本，翌年便在幕府开成所翻刻发行，引起该国士林高度瞩目，与福泽谕吉的《西洋事情》一道，成为整个日本幕末的两大畅销书。

后者可推断为东方人首创的人权译语，并在此后被移植到中国。其中，二人均采用过权字造词，尤其是津田在《泰西国法论》卷一第一篇第六章中还采用了人民之权利一语，[16]在卷二第六篇第一章又采用了国民之权利一语。置管产业，官吏不禁也。[70]参见安婧如，见前注[42]，第176-180页。

主题范围的这种限定，乃基于这样的考虑：某个外来概念的输入和初步落定，不仅对于广义上的移植过程具有关键性的意义，而且也最能反映概念移植交流史的动态图景。……质而言之，则权利之生涯，竞争而已。

张知本编：《法学通论》，湖北法政编辑社1906年版，第88、92-95页。[2]参见沈国威：《近代中日词汇交流研究：汉字新词的创制、容受与共享》，中华书局2010年版，第1-582页。

(喝彩、笑声)只因支那译万国公法已将right与obligation所云词语译为权利义务，故借用之，非盗之也。[22]津田真一郎，见前注[16]，第16-17页。

[69]这实际上还是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角度理解权利的内涵。[40] 台湾学者刘广京教授则更早地从基督教思想的影响这个角度，探讨了在19世纪最后二三十年的中国人人有自主之权一词在伦理思想和政治思想上的含义，并分析了该词通过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黄遵宪、何启、胡礼垣等人的广泛使用，在进入20世纪后不久开始为权利一词所代替的历程。有关伯伦知理对梁启超的影响，可参见狭间直树的这篇文章，见前注[54]，第62-467页。梁启超，见前注[69]，第68页。

其中初期，他对西方种种先进的自由权利思想经过过滤、筛选后才加以摄取，经过这一过程之后，展开了民权救国论。[45]沈国威，见前注[2]，第160-161页。

信教之自由，官吏不禁也。其意为：权利、义务所云之语，今日尔等或不明其由，余用之于译著中时，大感兴奋也。

参见燕树棠：《公道、自由与法》，清华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68-565页。考诸史籍，吾侪确实可以发现：作为法政概念的权利这一译语恰恰是在近代中国最早确立，然后再流入日本的